高工产业研究院（GGII）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1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49.53%，领先第二名比亚迪市占率超32%；世界疆场上，宁德时代的市占率达到了32.6%，行业销量第一的桂冠已连戴五年。

  倪军教授是宁德时代的首席制造官、工程制造和研发体系联席总裁，从事先进制造技术的研究已经40余年。同时，他也是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制造委员会的专家，多次受邀为中国制造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出谋划策。

  作为锂电行业终端企业的典型代表，倪军在近日的一场直播活动中阐述了其对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的观点和看法，并对制造业在各国的格局、战略和未来机会、挑战进行了分析。

  倪军：从大规模生产，到精益生产、柔性制造、可重构制造，再到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每过去20年，就有一个新的制造模式被创造出来。从根本上说，这是追求制造成本的降低、质量的提升、对市场的快速反应，以及整个制造系统的高效运营。

  2020年开始，我们已进入到智能制造时代。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汽车制造、半导体制造、航空制造、锂电池制造等工业行业，对传统的各种业务指标，整体呈升级转型的趋势。

  从质量、成本、产能、效率、有效利用率、维保等不同维度能够准确的看出，目前大家都在追求到未来，而未来是零缺陷的、非常精益的生产，产能完全充分的利用，生产率提高，有效利用率高，以及预测性、智能维护等等。

  各行各业大多数都是沿着这条路在走，不过每个行业的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不同。

  倪军：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要有两方面知识 ：一是工业知识，专业相关知识一定要具有，二是数据知识，包括IT、通讯、数据分析方法等等。

  二者的有效结合，在中国叫“两化”结合，也就是工业化和数字化或信息化融合。

  不同的行业区别很大。不深入到行业，不了解行业产品，不了解工艺、设备、业务流程、市场、客户用户场景，就说能解决端到端，能实现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我不太相信。

  只开发一个系统，或者开发一个智能化平台，就想实现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对于这一看法，我持保留观点。

  倪军：讲到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10个人有10个人不同的理解，没有标准答案。我认为智能制造系统应该具备的一些主要特征是：

  首先，在传统制造系统追求的质量、成本、柔性和效率以外，还要追加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抗各种干扰的能力，包括来自供应链的干扰，包括环境影响、设备影响、原材料影响等等，以及系统能快速重构、可重构、可重复利用。

  第二个，智能制造系统主要生产设备应该具备自我感知、自我适应、自我补偿的能力，来应对各种生产环境下的变化。人、机、料、法、环，所有的环节都会有不确定性。在众多不确定性下，怎么保持产品的质量一样好，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希望智能制造系统具备自动预测性，能对质量追溯以达到零缺陷。在设计及运营的时候，让制造系统具备“工程免疫能力”，实现零故障。

  达沃斯论坛推出了Lighthouse project（灯塔计划），打造一批灯塔工厂作为样板和标杆，让各行各业进行效仿。能够正常的看到，革新故事大多数都是围绕着如何快速实现用户需求，如何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如何提升生产速度和生产力，也慢慢变得重视可持续发展，包括绿色制造、绿色能源的使用。

  倪军：首先，虽然当今世界逆全球化趋势在抬头，但是整体来讲，制造业还是聚焦全球化市场及全球化竞争。市场基本是全球打通的，无法在某个市场上独一享有某种特殊的竞争优势。

  第三，技术快速迭代，而且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分享、技术传播等也非常迅速。

  当然，还有来自于制造系统内部和外部各方面的影响，尤其是供应链，对制造业的影响非常大。过去几个月，上海的新冠疫情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制造业都带来了巨大冲击。当然，战争也会对整个制造业带来影响。

  倪军：作为一个技术人才，作为研发教授，我总归觉得技术是最重要的。其实不然。未来制造中，很多因素的重要性远超于技术上的一些创新。

  比方说，政府政策、贸易协议摩擦；比如货币、外资直接投资。当然，还有基础设施、能源供应，还有人才、薪水、可靠的原材料供应，以及整个创新的生态。这些非技术的因素，和技术创新是同等的重要。

  倪军：德国制造业领袖们的未来战略是：首先，聚焦精品；第二，保持创新优势；第三，推动工业4.0，也就是我们的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或物联网、大数据相关的制造业升级转型。

  虽然已经建立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和可预测性的政策，也非常擅长培养技工队伍，但德国制造业领袖们仍然非常担忧，因为他们的年轻人不太希望从事制造业；此外，他们盼望能够降造成本，尤其是能源和原材料。

  日本制造业长期很看重人才；一线生产员工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日本传承出口文化，市场也是全球市场；另外，日本有很多隐形冠军。这是日本制造业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不过，日本制造业的领袖们也非常担心。一是因为日本传统制造业提升的文化是不断改善，这和革命性创新的冲突不可避免；二是日本文化对失败的容忍度非常低；日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非常高；年轻一代也不愿意离开日本，不利于未来对全球市场的响应；其他的还有日本的货币因素等等。

  美国制造业的基础研究非常强，但市场化、产业化能力比不上德国、日本，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市场之间有鸿沟。美国的制造策略不是一张牌，是一组牌。其中，美国2012年开始成立制造业创新中心，5年内每个中心联邦政府会投入7000万美金，州政府要匹配，公司参与也要匹配，每个中心有几亿的美金做研发。

  美国政府近期来也制定了5个战略领域：一是公共卫生，二是American leadership in industrial future（美国未来工业的引领），还有别的的包括能源、太空等等。主要是第二点，关于未来工业，叫industries of future，有AI、量子计算，包括先进的通信网络、先进制造及物联网相关的一系列系统。

  倪军：中国制造业崛起有多方面动因：有巨大的市场；低成本生产，有竞争优势；中国政府对制造业的支持很强大；另外一点就是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这一点在很多情况下被大众忽视了。

  此外，员工素质好；有众多区域性制造业基地；基础设施在整个世界是最好、最先进的，包括铁路、港口、机场、高速公路等等。

  首先，由于地理政治学及疫情影响，出口市场萎缩，以及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快速上升，原先依赖竞争优势已经不存在。

  二是宏观经济下行压，资金、研发投入、供应链、劳工等各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中美贸易战、新冷战思维、美国希望和中国在科技领域脱钩等等，也对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制造业有往高的附加价值生产转型的压力。随国家经济发展、员工的工资结构不断的提高，必须要创造出更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才能支撑这种劳动成本。

  还有创新环境。比起发达国家，中国企业研发能力严重不足。当然也有华为、宁德时代等例外，但这都是个例。

  倪军：第一，要很看重基础工业，把基础夯实。没有好的基础工业，我们的设备精度、耐用性、耐久性、可靠性，都赶不上国际前端的产品。

  第二，继续加强科学技术研发投入。中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研发能力比较欠缺。从量来讲是，我们是世界第一，但从质量、技术性能、创新来讲，和世界上一流的设备制造商、系统制造商、控制或软件等等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个是人才。制造业需要跨学科、复合型人才，传统工程教育有必要进行大的改革和提升。同时，还包括多层次的技术和技工人才，不能全是博士，而是要像金字塔一样，搭建人才梯队。

  第四，打通从知识到技术、从技术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的全生命周期环节。只有赚了钱，公司才有钱投入到新的研发技术，新的研发变成产品，再销售到市场，这个环要打通。只是拿来主义，我觉得不行。

  第五，鼓励创新创业，尤其是要尊重知识产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如果对知识产权、IP不加强保护，对企业来说，研发后被抄袭等于白投。

  第六，尊重软件。部分人对软件系统、硬件设备的合理价格认识不清，花100万买硬件，有一个大设备摆在那里，觉得值；100万买软件，买USB，觉得不值。不合理调整软件硬件的关系，中国很少人愿意在软件、算法上投入。这也造成了目前的技术“卡脖子”，工业大型软件全是在国外的。

  最后一点，保持改革开放的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加强国际合作。这是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未来必然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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